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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卢晓梅的话说，自己是“一只好奇心重的蚂蚁”，喜欢读书，喜欢行走，喜欢看长河落日和苍茫大地。她走过、路过世界百多个城市，每到一处必到当地大学打卡，不畏辛苦，几近偏执。
她从小生活在位于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家属院，之后求学、任教，辗转在复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目前在南京工业大学柔性电子（未来技术）学院担任教授。体验和记录大学仿佛成为了她生来的使命。
“观察一座城市的风格，最直接的就是看大学。因为大学是城市的‘会客厅’，也是城市人文历史和学术传承的见证物。”卢晓梅说。
2015年在美国访学，卢晓梅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积累素材，陆续写了上百万字，浓缩其精华，出版了《大学大城》一书。全书共4篇，审视古今中外大学与城市的共荣共生、流变演进，冷静研判利弊瓶颈，力图解决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
国外大学看“颜值”
走在国外的大学校园中，卢晓梅仿佛穿梭在一部大学与城市的发展史当中。这样的感觉在书中进行了描摹。
“不同时代建造的校园，镌刻着特定时期的痕迹。可以从建筑上大致判断出大学的办学史、培养人才的主要类型，甚至可以推断出所在城市的产业结构特点。”卢晓梅说。
如果大学是用石材构筑的，有着高耸的教堂和钟楼、精美的穹顶和雕塑，那么这美轮美奂的古典主义建筑背后，往往和宗教或者王权相关。
最经典莫过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许多住宿学院依旧保持着传统的中世纪僧院风格，置身其中仿佛在《哈利·波特》或《唐顿庄园》等影视剧的片场。
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中世纪学院风格，让大家吃住学聊在一起，以传统而昂贵的博雅教育模式培养最顶尖人才。
如果建筑主体用砖块建成，那么这所大学通常是工业革命之后，在主要工业城市建造的。英国把这一类创建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学，定义为“红砖大学”，包括伯明翰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这些学校有很强的工程技术和应用学科背景，擅长分门别类地培养实用型人才。
玻璃大学则是二战后设立的大学。多由混凝土加平板玻璃等新型材料构筑，建造快捷且节约成本，设计风格上更加丰富多变，可以借机表达新的理念主张，具有文化先锋的含义。
这类大学包括了各种短期大学、师范学院、城市大学和社区学院，其培养目标是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大学普及化相匹配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更强，以满足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要。
中国大学看设计风格
同样的观察转换到中国大学，卢晓梅发现，“中国大学校园要从外观上判断其始建年代，关键看它的设计风格”。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她介绍了中国大学校园风貌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里程碑，此前中国大学建筑有统一的外形符号——古代殿堂式的屋顶。飞檐翘角是我国古建筑最具表现力的建筑符号。卢晓梅将这类大学称为“飞檐大学”。主要有三类：洋务运动后由官办或传统书院改造的学校、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以及私人办的学校。
第二阶段，从1952年起到上世纪80年代初，特征是气派的行政主楼和宏大的入口广场，可以简称为“苏式大学”。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结束，学院建制不复存在，中国高教体系按照专业重构，成立了一批行业性大学。按照行业属性，这些大学紧密嵌入城市产业分工格局中，并在校内设立了大量的生产劳动单元。在计划经济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总基调下，大学与城市的距离拉近了，城市和城市的差异缩小了。
以苏联莫斯科大学主楼为模板的“斯大林式建筑”，好似巨大的生日蛋糕，追求气势磅礴、高耸雄伟，彰显了革命激情与民族自豪感，这种建筑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和大学进行了不同比例的复刻。
毛主席雕像、镶边式建筑组团，以及后来为了厉行节约发展出来的一字形预制板单元楼，按照同样的设计图纸，像火柴盒一样排布在不同的城市和大学中，承载着几代人的热血青春。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00年前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发展的快车道。大学急剧扩招，新大学、新校区和新大学城不断涌现。大学在城市外缘中不断蔓延，成为城市化扩张的急先锋。
欧美有一类“绿地大学”，恰好与这段时间的中国新建大学特征吻合。它们为超过半数的国民提供了获得新知的场所，往往设在城市边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自由规划、自由生长，并在经年累月中把乡间点化成了城市。
尽管高校不断提倡特色化办学，但体现在建筑上反而少有特色。卢晓梅走过许多新校园发现，因土地审批和规划地块等因素，这些校园普遍采用了环线式、生态型、大尺度、学科群组团的设计风格，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校园形态。圈层和环线的中心多为湖泊、广场、人工景观等。图书馆等人流和信息流密集的公共建筑，逐渐代替行政主楼成为校园空间的重心。
由于信息比以往畅通，新学校往往会模仿那些口碑较好的大学校园，导致新建校园千篇一律。
融入城市烟火气
1998年，卢晓梅在复旦大学求学。有一位女同学是上海黄浦区人，学校所在杨浦区五角场，被同学父母认为与乡间无异，哀叹“乡下的野风把女儿的脸吹粗糙了”。五角场的城市化历程体现了大学与城市的正和博弈，这一幕被她写入书中。
2000年左右，复旦大学的围墙全部被拆除，改成了铁栏杆。“当时我们有点不适应，大学应该是高墙里的象牙塔，怎么突然透绿了？”卢晓梅回忆道。
“现在想来，复旦还是有先见之明。创新最重要的是包容和开放。包容性来自多样性，学校里有不同学科门类、不同学术背景的人群，鼓励异质文化竞争与合作，可以丰富创见。开放性可以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让系统保持生机活力。”卢晓梅如是说。
在她看来，开放首先是校门要开放，物理上的交换。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讲堂、剧场甚至实验室都可以对市民开放，赋予城市轻盈、文雅的气质。
卢晓梅做的是高分子材料研究，她用化工术语打了个比方。化工过程，首先要物质传递，在此前提下才会有动量传递和能量传递。
同理，“城市与大学的互动，要从接触和了解做起，然后才会有化学反应”。卢晓梅认为，破除有形的大学围墙和门禁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破除人们心灵世界的隔阂。
书中主打的一个观点是，大学要“为城而址”“为城而事”“为城而治”。但事实上，大学与城市并非生来就相濡以沫、双向奔赴。二者之间经历了从对抗到欢迎的态度转变。
因为隔阂的存在，中世纪的牛津大学师生和所在的牛津城还曾发生“市民与学人”“城镇与学袍”之间的流血冲突。后来的大学逐渐在城市生长、扎根，从摩擦冲突走向了良好互动。很多城市因大学而兴，甚至城市就是大学。
“大学必须要融入城市的烟火气。”卢晓梅说，把大学过于神圣化，不顺应世情并不是一件得意的事。
2016年，卢晓梅在谢菲尔德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女王派了装扮华丽、头戴假发、足后银钩的特使前来祝贺，整场毕业典礼就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演出。“我在赞叹一所高校注重品牌建设的同时，不禁思考英国高等教育的过往。”
正是保守主义深植，英国高等教育长期不愿意改变。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依旧坚持将学生培养成绅士的定位，漠视当时针对中下层的科学教育。这才给了德国大学“可乘之机”，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推进，德国吸取英国的教训，为科学找到了栖息之地，最终成为了世界科学中心。而20世纪的美国集实用主义之大成，让科学走出神龛，让大学融入城市烟火，以“黄油和枪炮”为使命，服务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如此反思耐人寻味。正如她自己的调侃，看这本书犹如“吃火锅”。凡有关大学与城市的话题，读者都能在书中寻觅到超乎寻常的“美味”。
《中国科学报》 (2023-10-20 第3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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