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新中国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冲锋号。这年寒假，贺贤土作为学生会干部，参加了宁波当地组织的一场特殊集训。一批著名物理学家被邀请为学生们做讲座，讲当时国家最急需的科研方向。贺贤土第一次在新闻电影上见到了物理大家王淦昌先生。他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了，从那一刻决定要学物理。
转眼来到1962年，贺贤土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刚刚留校任教。一纸“神秘”的调令让他放弃了当时很满意的工作，一头雾水地来到北京。后来他才知道，为研制核武器，国家选拔了6000余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中专生，他正是其中之一。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他不仅见到了王淦昌本人，还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彭桓武、周光召等科学大家。
贺贤土自己的传奇人生也就此开启：前半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与设计，隐姓埋名中立下赫赫功劳；后半生开展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ICF）研究，推动我国高能量密度物理基础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如今贺贤土已经86岁高龄，依旧奋战在科研一线，依然在不断推出世界瞩目的新成果。
贺贤土院士。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供图
重任在肩，屡建奇功
初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时，20多岁的贺贤土也不是没有迷茫过。
离开了热爱的家乡，离开了熟悉的专业，在这里，迎接他的是一份隐姓埋名却又惊天动地的事业。“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回忆这段往事时，贺贤土对《中国科学报》说。
尽管如此，贺贤土还是很快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脱颖而出，不久就能独立承担任务。第一个课题圆满完成后，室领导很满意，大胆启用他，让他负责做第一颗原子弹过早点火概率研究，这项工作对原子弹成功爆炸至关重要。
当时已经有好几位专家计算过这个概率，但数据都不是很令人满意。那段日子里，贺贤土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等土装备，一算就算到深夜，用尽了一本又一本的草稿纸。最终贺贤土另辟蹊径，与同事汤礼道合作编写计算机程序，精确算出了过早点火概率，这项成果不但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过程中得到应用，也在此后的核武器设计与试验中一直被应用。
1964年，东方巨响，蘑菇云在罗布泊地区轰然腾起。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喜悦还未消散，这批科学家便又投身于氢弹研制的重任中。此时贺贤土已经成长为一名年轻的骨干了，他承担了氢弹热测试理论研究的相关工作，与实验测试者合作，为热试验获得氢弹爆炸内部重要参数提出物理方案与模型。很快，周光召交给他一项新任务，任命他为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核装置的物理研究和理论设计组组长，王淦昌正是地下核试验的九院总负责人。“王老领导我们工作，我与王老有了更多的接触，并受到他的很多关怀。”贺贤土回忆道。当年那个懵懂少年，就这样一步步实现着初心和理想。1969年，地下核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
1977年，贺贤土再度被委以重任，领导一个团队探索中子弹原理。由于接连取得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不少人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子弹也可以用相似的思路去研制。但贺贤土在研究中发现，中子弹不能简单沿用传统设计，他攻坚克难，另辟蹊径，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并在热试验中获得验证。“这个时期是我科研生涯中非常重要、也引以为豪的时期。”他说。
重新出发，不落征帆
如果把贺贤土的科研人生分为上下两阙，转折点出现在1988年。他刚刚结束为期一年半的出国访问学者研究，一回国，就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科技委副主任和副所长，主管ICF的物理理论研究。
年轻时的贺贤土。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供图
所谓“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实现可控核聚变的一种方式。核聚变能释放巨大的能量，氢弹就是利用核聚变产生惊人破坏力的武器。但核聚变这匹烈马如果能被套上缰索，变成“可控核聚变”，就能为人类提供最清洁最丰沛的能源——这是一个有望改变人类未来的领域。
那个时候，美国、欧盟、法国(单独)、俄罗斯、日本等，都在竞相拓展对ICF的认识和研究。而我国的ICF研究基础十分薄弱，既缺乏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也没有足够经费。贺贤土请王淦昌上书中央，把ICF研究纳入国家“863”高技术计划。
1988年11月，王淦昌、王大珩、于敏三位院士联名致信中央领导。不久后，ICF总体规划和立项论证专家组成立，贺贤土任组长，并执笔起草了我国ICF总体发展战略报告。1993年3月，“863”计划直属的ICF主题专家组正式成立，贺贤土先后任秘书长和第二任首席科学家，并从1996年起全面负责中国的ICF主题工作。2001年12月后他因为年龄关系改任领域ICF组长，从事ICF发展战略和物理研究。
在贺贤土的领导下，中国的ICF研究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突破了关键科学与技术难点，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在原本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ICF研究体系，他领导和推动理论、实验、诊断、制靶和驱动器“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在他与后继者的努力下，我国ICF研究不断取得进步。凭借在ICF领域的重大成就，2019年贺贤土荣获了世界核聚变能源领域的最高奖——爱德华·泰勒奖。
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首席科学家后，这位耄耋高龄的科学家依然不落征帆。他提出的不同于国际上现有ICF点火途径的新型混合驱动点火方式，备受国际同行关注。2023年9月，贺贤土与合作者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布混合驱动关键物理已获实验验证。作为通讯作者，86岁高龄的贺贤土亲自执笔撰写了这篇文章，就在《中国科学报》采访他的这天，他还在耕耘一篇新的论文。
贺贤土十分重视基础研究。他深信核武器、ICF研究等大科学工程必须建立在深度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方能保证工程质量具有高水平。为此，他努力从大科学工程中提炼出大量基础和应用基础性课题进行研究，获得了大量有国际影响的高能量密度物理的研究成果，发表了450多篇论文。他还获得了国际永久编号第79286号小行星为“贺贤土星”的荣誉。
隐姓埋名，从未孤独
贺贤土这一生，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但要问他平生最自豪的时刻，还要回到1964年。
号外！号外！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开，全中国都沸腾了。
但二机部九所的科学家们，因为要严守保密纪律，不能公开庆祝。在这家特殊的研究机构报到那天起，他们就坦然接受了做幕后英雄的宿命，能为祖国做贡献，就足以让他们得到慰籍了。
但这一天，贺贤土和同事们一出门，就看到研究所门口的水泥地上，人们用粉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感谢的话：“谢谢你们”“你们为国家争光了”……大家一时间热泪盈眶。
原来，坐落于花园路3号的二机部九所，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相距不远。所里的科研人员在往返工作区和生活区的路上常常和母校的老师同学们相遇，这些人知道他们的专业，也注意到他们的工作非常神秘，早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虽然谁也不说出口，但都抱有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与敬意。
“看到粉笔字那一刻，我真正感到全国人民都在支持我们。我们不是与世隔绝的，我们并不孤独！”贺贤土说，“只要中国有这种氛围，就没有什么事业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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