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武康路395号的一幢4层洋楼,是赵承嘏的研究室。屋里排列着无数小三角瓶,上面标明编号与实验时间,赵承嘏总是一边实验,一边观察着小瓶子是否有结晶析出。
这正是赵承嘏独创的生物碱分离提取方法。依靠这个办法,贝母、延胡索、除虫菊、麻黄、钩吻等植物,都能在他手中化“草”成“药”,赵承嘏也一步一步实现着“寻找治疗疾病的新药,为人民解除病痛”的理想。
“上海药物所的基因应该起源于赵承嘏老先生,赵老先生的道德学问为药物所留下了优秀的遗传基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华良说。
回忆起父亲,赵承嘏的儿子赵体平有些哽咽:“我记不得他生前讲过什么豪言壮语,也记不起他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考虑一切事情都从一点出发,那就是如何能不受干扰地坚持他的研究工作,埋头于发现新的药物品种……”
“陈先生的一句话,就让我做了几十年。”说起陈世骧,杨星科无限感慨。
1988年,陈世骧溘然长逝。此时杨星科仅仅跟他学习了不到1年,还没来得及正式入学——这成了他平生的一大憾事。
在杨星科看来,陈世骧堪称生物学家中的哲学家。他所著的《进化论与分类学》是一本仅有百页的小册子,却具备惊人的信息密度和思想强度。
杨星科团队通过几何形态学这一先进的科学工具,将生物的各个分类性状数字化,再用专门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同一物种内的性状变化是连续的,但再怎么变,都会有一定的范围;不同物种之间的性状范围则是间断的。
“我们终于能有理有据地说,生物演化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物种不仅仅是人为创造的概念,更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杨星科说,“就连很多西方学者也逐渐开始认可陈先生的思想和理论。”
“看看,你们的工作很不仔细,把图的方向搞错了。穆恩之、盛金章的工作就很仔细,应该向他们学习。”尹赞勋指着手中报告里的一张图,很严肃地对身边的年轻人说。
年轻人叫范嘉松。半个多世纪后,当88岁高龄的范嘉松回忆起这件事时,脸上仍不由得一阵阵发热:“尹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地学家。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让我一生受益。”
作为我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尹赞勋总结了中国的志留系,发表了《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赢得了“尹志留”的美称。
“尹先生对笔石、三叶虫等各个门类都深有研究。”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是尹赞勋留给范嘉松的深刻印象,而其身上散发的精神魅力,影响了范嘉松,影响了女儿尹文英,也影响了穆恩之、盛金章等一大批地学后起之秀。